第八回_《历史学家》

书号:42992 时间:2017/10/28 字数:303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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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亲爱的、不幸的继承者：

　　如果我告诉您，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睡觉，我虽是无神论者，却在戴着一个项链，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坠子，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？当然，我没有这样做，但如果您愿意，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。在智力上，在心理上，它们都其对等物。至少，我

夜坚守着后者。

　　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：是的，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，到了伊斯坦布尔。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皮纸。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，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白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。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。

　　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，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，事实上，就在我把干净的衬衣和旧太阳帽放进旅行包时，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，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，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。

　　然而，我做事总喜欢抢在时间的前面，所以那天我在睡觉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，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，它到九点才关门。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（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）。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，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。

　　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，里面有四、五份被平整了的、不长的羊皮纸卷，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，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。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。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，这时，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。

　　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，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，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，古老的涂画，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——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，价格写在右边，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货币单位。“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，45，”我绕有趣味地念道。“献给苏丹两

金宝石

带，290。两百张羊皮，89。”看到最后一条，我手里捧着羊皮纸，不

骨悚然：“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，12。”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，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：1490年。

　　我记得，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。根据传说，这时弗拉德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。和那些宝石

带和羊皮相比，龙之号令的地图、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。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，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干旅行者，能写拉丁文，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？不管他是谁，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，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。

　　我走去服务台，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。“对不起，”我说。“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？比如说，土耳其的档案？”

　　“我知道您在找什么，先生。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，但肯定不完整。我们这里没有，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。他们早上九点开门。”

　　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。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

。如果在这些可能

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——那么，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。

　　非常痛苦的，

　　巴托罗米欧·罗西

　　牛津大学三一学院

　　1930年12月13

　　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，尽管我周围人

如故。我读完了整封信。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。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，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，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。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。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，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。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，又看了看她，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。然后，我继续盯着她的脸。

　　这是一张年轻的脸，但又好像略为显老，眼角有点皱纹，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，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、拚命工作的人。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。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，她读的书——我又看一眼，又一次惊讶不已——是《喀尔巴阡山记的》，而她深

套头衫袖子

的是布兰·斯托克的《德拉库拉》。

　　“对不起，”我连忙说。“您的书——我是说，您在读的这本书——很吸引人。”

　　她不理会我，耸了耸眉毛，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。

　　“您瞧，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，”我坚持说。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。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。“不，也不算是。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——”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，突然住了口。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。

　　“德拉库拉？”她讽刺地说。“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啊。”她讲话口音很重，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。

　　我换了一种策略。“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为了娱乐？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？”

　　“好玩？”她没有关上书，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。

　　“呃，这个话题非同寻常，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，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。”我没有说得太快，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。“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。事实上，是那两本。”

　　“真的？”她说。“为什么啊？”

　　“这个嘛，”我冒险说道。“我从——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——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。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。”

　　她的目光中开始

出一点兴趣，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

的自得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。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？

　　“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？”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。

　　“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——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，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。他把我交给了我，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

眼下的——处境——目前这种处境——和他的研究——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。”

　　“我明白了，”她冷冷而有礼地说。然后，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。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。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，宽肩，有点儿结实。

　　“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？”我绝望地问道。

　　“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，”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，转过身去。“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。”

　　“去喀尔巴阡山？”我突然觉得，在这场谈话中，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。

　　“不。”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。“去伊斯坦布尔。”

　　“天啊，”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。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。又一次，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。

　　“看，”父亲说，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。“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。”

　　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，发现上面有个地方，灯光微弱但平稳。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，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。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，高悬在那里，但又不是在顶峰——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。“是的，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。”父亲又说了。“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，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。” 　WWw.ISjＸS.CｏＭ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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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亲爱的、不幸的继承者：　　如果我告诉您，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睡觉，我虽是无神论者，却在戴着一个项链，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坠子，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？当然，我没有这样做，但如果您愿意，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。在智力上，在心理上，它们都其对等物。至少，我夜坚守着后者。　　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：是的，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，到了伊斯坦布尔。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皮纸。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，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白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。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。　　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，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，事实上，就在我把干净的衬衣和旧太阳帽放进旅行包时，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，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，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。　　然而，我做事总喜欢抢在时间的前面，所以那天我在睡觉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，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，它到九点才关门。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（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）。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，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。　　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，里面有四、五份被平整了的、不长的羊皮纸卷，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，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。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。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。我叹了口气，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，这时，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。　　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，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，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，古老的涂画，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——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，价格写在右边，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货币单位。“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，45，”我绕有趣味地念道。“献给苏丹两金宝石带，290。两百张羊皮，89。”看到最后一条，我手里捧着羊皮纸，不骨悚然：“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，12。”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，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：1490年。　　我记得，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。根据传说，这时弗拉德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。和那些宝石带和羊皮相比，龙之号令的地图、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。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，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干旅行者，能写拉丁文，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？不管他是谁，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，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。　　我走去服务台，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。“对不起，”我说。“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？比如说，土耳其的档案？” 　　“我知道您在找什么，先生。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，但肯定不完整。我们这里没有，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。他们早上九点开门。” 　　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。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。如果在这些可能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——那么，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。　　非常痛苦的，　　巴托罗米欧·罗西　　牛津大学三一学院　　1930年12月13 　　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，尽管我周围人如故。我读完了整封信。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。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，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，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。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。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，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。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，又看了看她，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。然后，我继续盯着她的脸。　　这是一张年轻的脸，但又好像略为显老，眼角有点皱纹，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，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、拚命工作的人。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。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，她读的书——我又看一眼，又一次惊讶不已——是《喀尔巴阡山记的》，而她深套头衫袖子的是布兰·斯托克的《德拉库拉》。　　“对不起，”我连忙说。“您的书——我是说，您在读的这本书——很吸引人。” 　　她不理会我，耸了耸眉毛，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。　　“您瞧，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，”我坚持说。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。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。“不，也不算是。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——”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，突然住了口。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。　　“德拉库拉？”她讽刺地说。“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啊。”她讲话口音很重，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。　　我换了一种策略。“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？我的意思是，为了娱乐？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？” 　　“好玩？”她没有关上书，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。　　“呃，这个话题非同寻常，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，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。”我没有说得太快，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。“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。事实上，是那两本。” 　　“真的？”她说。“为什么啊？” 　　“这个嘛，”我冒险说道。“我从——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——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。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。” 　　她的目光中开始出一点兴趣，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的自得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。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？　　“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？”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。　　“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——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，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。他把我交给了我，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眼下的——处境——目前这种处境——和他的研究——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。” 　　“我明白了，”她冷冷而有礼地说。然后，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。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。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，宽肩，有点儿结实。　　“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？”我绝望地问道。　　“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，”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，转过身去。“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。” 　　“去喀尔巴阡山？”我突然觉得，在这场谈话中，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。　　“不。”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。“去伊斯坦布尔。” 　　“天啊，”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。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。又一次，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。　　“看，”父亲说，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。“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。” 　　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，发现上面有个地方，灯光微弱但平稳。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，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。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，高悬在那里，但又不是在顶峰——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。“是的，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。”父亲又说了。“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，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。” 　WWw.ISjＸS.CｏＭ